编者按：2009年9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接受中国体改研究会专访，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他在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经历。这是一段改革的艰难岁月，所谈的若干大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是在陈锦华访谈整理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供研究参考。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我受命之初，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关系，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一家银行帮助做一些调查。日本那家银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向有关银行咨询的情况，表示：“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有关方面对与王永庆的合作变得慎重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也给李鹏留下了印象，认为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鹏专门主持会议，听取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汇报。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有点儿心急。李鹏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要低估。当时，福建在泉州与中石化合作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炼油厂，福建省和厦门市为了上马王永庆的项目，要把我们这个项目停掉。我坚决不同意，并强调说：“为了要跟王永庆合作，更要把我们的厂建好，这样在谈判中我们才有实力，有筹码。”
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此人办事还牢靠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当然，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上海中央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经历，特别是主持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与发展的业绩都超过了预期，应该是选用我的业绩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个人机遇，是不可能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主任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的。
稳定队伍，恢复工作
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对体改委的清查还没有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体改委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是当时商业部的副部长，资历很老，我和他熟悉，关系也好。我就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汇报，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了。
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是煞费苦心。可是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很难有作为。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情况介绍后认为他没有问题，就问了高修，高修也说没有问题。但体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只好找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还有一个陈小鲁，他的关系挂靠在体改委，当时要出国，谁也不敢批。别看一个陈小鲁，也是体现政策的。如果陈小鲁能出去，那就表明对他政治上的信任，跟陈小鲁有同样情况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来，审批部门找到我，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会跑吗？我就不相信他会跑！”这样，就批准他出国了。说实话，当时批准也是有风险的。
到体改委以后，我感到体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门。干部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人长年住办公室。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家没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我找国家计委负责基本建设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笔钱，买了批房子，以后又利用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地皮盖起了宿舍楼。这样，干部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当时，有人跟我反映，说有些干部把体改委当“跳板”，到体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说：“这是挡不住的。我们应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这一类事情，涉及到机关的人心稳定，这些人的问题要不解决，生活顾虑的包袱就放不下，就没办法开展工作。
再有一件事。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的协调也停了下来，都不给体改委送材料了。我就找李鹏反映了情况，要求恢复体改委的原有职能，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各部委给体改委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沟通、协调。
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到1990年底，清查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就很难开展工作，适应不了改革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对改革工作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很难存在。
计划与市场关系看法的突破
与此同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听说江泽民同志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
这件事情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她跟我讲，当时有个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搞了要出毛病。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领导叫我做的，是他个人看的，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们干什么呢？”所以，她就自己一个人搞。
时隔十多天，即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同志看了。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界有，也不只是具体实际工作部门有，高层的看法也有分歧。因此，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10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大家主要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5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把它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我们思想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推进股份制改革
在改革之初，市场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再具体一点说，股份制的问题更敏感。因为许多人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
对于股份制究竟怎么看？我们要不要搞股份制？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在对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强调，我们改革开放不能变，还是继续搞改革开放。我当时想，既然邓小平讲得这么肯定和坚决，在改革上不能退，要继续推进，就要高举改革的旗帜，敢于在改革里最难、最具焦点性质的问题上去碰硬。否则，改革不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我主张在股份制上碰硬。股份制不等于私有化，马克思都讲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怎么是私有化呢？1991年，国家体改委就批了14家企业上市试点，同时搞了规范性的实施意见，还有4个配套的政策。
1992年2月初，体改委在深圳专门开了一个关于股份制试点的会议，由我主持，讨论《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和4个配套政策。当时，有人想搞股份制，但又不知道怎么搞，需要引导。我在会上讲，对股份制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不放心，究竟对不对，究竟好不好，那你得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是对是错啊？所以，我们主张积极地搞试点，要求各省体改委在这些问题上敢于碰硬。实际上，当时我们也有点冒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很大。因为一些人把股份制跟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搞股份制试点，就有人指责体改委在鼓动私有化。当然，搞这种事我们自己心里有数，股份制让职工参股，集中社会资金，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会后不久，《深圳特区报》陆续发布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开始，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一传达，全国就热起来了。股份制成了最热点的问题。到处要搞股份制，要搞证券交易所。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怎么引导的问题，不能乱搞。我跟江泽民讲了我们在深圳开了会，介绍了讨论的情况。后来，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一个劲儿地催赶紧制定配套政策，赶紧发下去。朱
